我出生在娄底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，儿时家境贫寒，村里邻里纠纷时有发生。每当看到乡亲们因矛盾争执不休，甚至有人蒙受不公，我便从小立志：长大后要当一个为老百姓维护公平正义的好法官。

追梦的旅途并不平坦。高考时，我填报湘潭大学法律系并服从分配，却被调剂至历史系。可追梦的念头从未熄灭，大学四年，我经常去法律系听课，研读法学著作。毕业时我作为优秀大学生被分配到湘潭市交通局，凭借踏实肯干，三十出头便成为局后备干部。然而心底的法官梦始终炽热，我利用业余时间自考法律本科。1999年底，看到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遴选工作人员的通知，我毫不犹豫报了名，并顺利通过选拔。同事亲友对我的选择感到不解——恰逢司法体制改革，回法院工作需要从书记员干起，还得参加当时通过率极低的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。但我深知，这或许是我圆法官梦的最后机会。为了初心，我毅然奔赴法院，以“拼命三郎”的劲头学习钻研，于2002年通过全国首次统一司法资格考试，正式开启了期盼已久的法官生涯。

审理的一起因相邻纠纷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，让我对“法官”的意义有了更深理解。原告胡某的三岁孩子常去楼下陈某家玩耍，一次孩子独自前往时，因陈某不在家，误碰开水瓶被严重烫伤。胡某起诉，一审判决陈某承担部分责任，陈某不服上诉，案件到了我手中。我觉得，简单下判或许能了结案件，但两家邻里情分会彻底断裂，甚至埋下长期纠纷的隐患。为案结事了，我决定上门调解，把法理、情理和当事人说透。从早上8点到深夜10点，我在两家之间往返沟通，既讲法律规定，也谈邻里情分。最终，陈某深受触动，当场兑现，双方握手言和。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，法官办案绝非简单地判断对与错，更要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换位思考，把他们的“急难愁盼”放在心上。唯有如此，公平正义才不会只停留在判决书上，才能解开老百姓心中的情感症结，让司法真正暖人心。

后因工作需要，我先后到市委政法委、市司法局、检察院、纪委等单位工作。2023年5月重回湘潭中院，任党组副书记、副院长。此时，案件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，对司法工作的专业性、综合性要求也更高。一起由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，给我巨大的触动。被告人彭某某因婚姻破裂、生活不顺心生怨恨，最终给两个家庭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。这让我深刻意识到，家事案件绝非简单的法条适用，背后是情感的千丝万缕、利益的复杂纠葛，甚至潜藏着社会风险。判决书能厘清法律关系，但若解不开当事人的心结，就可能埋下隐患。自此，“如我在诉”对我而言，不再只是换位思考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必须预见判决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，努力从源头上消除矛盾，守护家庭和美、维护社会稳定。

这份领悟，深刻改变了我处理家事案件的思路。我曾审理一起探望权纠纷案，一审判决双方离婚，两个女儿随男方生活。女方探望孩子时，竟被男方殴打致轻伤，男方被公安机关羁押。承办该案后，我最担心男方日后再出现过激行为。于是，我主动协调公安部门，专程前往羁押地与男方见面。我先严肃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性，再从孩子成长的角度，耐心讲解母爱对孩子性格养成的重要性。经过推心置腹的沟通，男方不仅诚恳认错，还郑重承诺以后会配合女方行使探望权。此事让我愈发坚定，作为法官，既要恪守法律底线，更要带着 “如我在诉” 的司法温情，用耐心化解对立、用温情弥合裂痕，让司法不仅能定分止争，更能为孩子守护一份完整的亲情温度，为家庭矛盾的柔性化解留足空间。

随着审判经验的积累，“如我在诉”的意识也从家事审判延伸到了其他审判领域。2025年，我主审一起涉企买卖合同纠纷案。原被告公司因53万余元货款的支付问题僵持三年之久。庭询时，双方代理律师态度强硬，明确拒绝调解。细审卷宗后，我发现两家同属电力行业，股东私交甚笃且有长期合作基础。简单下判不仅纠纷难了，更可能终结多年合作关系。为有效化解矛盾，我决定从根源入手，主动邀请双方股东来院参与调解，从下午两点到华灯初上，以“面对面+背靠背”方式调解，引导他们珍惜多年情谊。最终，双方达成和解并当场履行。事后，我结合多年办案经验向院党组汇报，推动审管部门提炼相关做法，制定《湘潭中院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让“如我在诉”的意识从个案实践上升为制度规范，实现了从办好“一件事”到管好“一类案”的跨越，为司法实践中兼顾法理与情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。

每当看到当事人舒展眉头，露出释然的笑意，我便感到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回望来时路，从农村娃到人民法官，始终不变的是为民的初心，是对“如我在诉”意识的坚守。这份执着，要求我在审核证据时多想一层，在撰写文书时多斟酌一词，在组织庭审时多尽一份心。我深知，这融入血脉的职业信条，根源于心底对人民群众最深厚的情感，也激励着我始终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