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县某校举行校运会，校运会完毕后，学校要求运动员自行回校。某运动员在参加完比赛之后，并没有按照学校的要求自行回校，而是私自到河中去游泳，不幸的事情就在此刻发生，该学生因意外溺亡。家属在获知此事之后，大闹学校，将尸体停放于学校大门，并在学校门前举行丧事，导致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能进行，全校放假数天。县委、县政府积极组织学校和家属进行调解和协商。协商和调解的并不是要求双方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来处理，而是在赔偿数额上面进行讨价还价，最终达成协议。
    大学生李某在某国企兼职，在办公室领导带领下与该领导的同乡何某一起聚餐，酒醉饭饱之后，酒醉不醒的李某被何某带入五星级酒店，哪料李某命丧如此，经过警方调查结论，李某是被何某暴力性侵致死。区政府非常重视，派工作组专门协调处理，本着“对死者同情、最大抚慰和快速有效解决”的宗旨，最终按照工伤标准，大幅度赔偿，达成130万的赔偿协议。
    在这两则案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政府为了体恤民意，在纠纷的调解上充分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有的人会说，政府根据民意，积极替民意尽心尽力，值得赞扬，没有让失去孩子的父母在经济上未得到相应补偿的安慰。但在笔者看来，却深深的替政府这种越俎代庖的关心民意的做法感到忧虑。固然民意非常重要，但是这种民意是否是正义的表达？非正义的民意，以牺牲正义来换取民意的个体稳定，是对社会公正秩序的践踏，笔者绝不赞成这种非正义的民意，后果导致的将是维护社会公正正义的秩序和合法途径被打乱。
    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严格的来说，学校对于学生溺亡的后果是没有责任的，让没有任何责任的学校付出赔偿责任，这将导致以后只要出现死亡事故，不管学校是否有责任，都将通过这种无理取闹的方式赢得政府的重视来获得赔偿，这将司法程序置于何地？固然，我们要体谅失去孩子家属的悲痛心情。但情归情、法归法，一切都需要按照合法的程序来获得诉求。
    在第二个案例中让笔者非常气愤的是，暴力性侵致死的女大学生居然被认定为“工伤”，下班之后陪领导喝酒难道是工作的一部分？当前“四风”严厉整治之下，居然签单消费还被认定为工伤，真是啼笑皆非。不约而同的可以看到，这起案例中政府在暴力性侵致死协调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作为一个有犯罪嫌疑人的案件，你直接通过司法程序要求犯罪嫌疑人赔偿即可，置司法程序于脑后，这种个体民意正义很荒唐，后果很严重。